冯钟云生于1967 年，早过不惑之年的他，不管是艺术还是生活，已经进入了一种闲逸洒脱的状态。或许冯钟云的这种心境与当下快节奏的社会生活方式相背离，但其一直在不断的反观自身，思考放缓与回归至一种自由的意识状态。这样的意识在冯钟云的绘画的不同阶段也有明显的体现。

冯钟云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随着央美老院长徐悲鸿先生对西画理论的引入，冯钟云早年的水墨带有明显的西方意识，他的彩墨系列较早的涉及了对水墨抽象形式的探索。冯钟云对水墨线、形、色的解构，在他的动物系列、戏剧系列中具有明显体现。他将中国传统水墨的花鸟、人物进行了新的水墨实验。如《鸽》、《大吉图》、《芦花鸡》，以及《红戏》、《蓝戏》系列将一种东方原始的动力通过色彩与笔墨的能动性调动出来。

这一阶段的绘画与中国特殊历史的社会意识有关，当时所处的历史时期，中国正在急速的吸收和完成了西方漫长的美术史进程，艺术家通过不同的方式释放着自我的激情与能量。水墨艺术家对传统文人画的反观与实验是其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在这一语境下，冯钟云笔下的绘画，花已非花、物已非物、人已非人，极大程度上将中国传统文人画系统进行的“破坏”与“重构”。对西方现代主义的解构方式的吸收，冯钟云将物象消解于其自身的形体释放之中，一种突破了传统心化自然的绘画传统，将物象本体与其生命的存在方式进行了一种通感的连接，这与中国诗学的建构方式不谋而合。在这个语义层面，冯钟云的《芦花鸡》等动物系列，《花卉》系列都可作为明显的佐证。动物的形象通过水墨的表现进入到一种近似于癫狂的状态，画面最终被带入到抽象表现主义的美学范畴。相较于西方的抽象表现主义，冯钟云的绘画有别于西方艺术家对个体分化与表达，更接近于天地自然的心道与质朴转述。画面笔墨的至简，是一种自然天性的释放，天性与天地相通融。在闲聊之中，冯钟云先生笑谈到：“在我将纸铺好的时候，这张纸的界限就是我的天地，这不仅仅是一张画，也是我造的一个世界，自然而然。”

随着不惑之年即将到知天命的年纪，冯钟云新的系列从一种外放的抽象表现进入到更加接近东方传统的内敛与癫狂之中。这种转变可以在他近两年的作品中体现，冯钟云的《苍石》系列、以及四君子题材中，延续了其初期的精神内核，所绘对象更多的转为素墨的山石与四君子题材。如果说这个时期是冯钟云从抽象表现回归到传统对象上或许并不准确，虽然新的系列在对象化上更为清晰可见，但是在笔墨与造型的方式上，实则进入到一种消解形体的绘画语言建构，并在笔墨的精神层面达到更为自由的体验。

冯钟云一直在追求“朴素的自由心性”，他曾解释到：“笔墨无需问究竟。中国画又称水墨画，笔墨是它特有的绘画语言，水和墨的交融本身就有了它朴素的心性，笔是线条带有历史沉淀下来的书法情结，形成了完整的绘画体系。水墨画不求写实的逼真性，而是追求意象，表达情感而获得自我娱情的精神感悟。它源于中国古老的儒、释、道传统哲学。忽视明暗光影、色彩变化，而是借助灵活飞动的线条、挥洒自如的笔墨，创造一个饱含创作主体情感和意志的独特的艺术世界，自然，浪漫，含蓄，内敛，安静，祥和。” 在这个层面上，冯钟云的绘画笔者认为从画面而言并不“安静”，“自由”、“野逸”之类的词语来描绘更为贴切，在他的画面里，蕴含着一种酒性的狂欢。艺术家谓之的安静与祥和，更像是其自身独立世外的一种心境。

曾记得艺术理论家郭雅希评论过：“我们从冯钟云的《彩墨》系列看到了中国“逸品”的意象所不具备的抽象“表现”，从“动物”、“戏剧”、《大汉风》系列看到了“逸品”的意象所不具备的鲜明、强烈的色彩和浑朴雄健的气势；另外，从《骄阳之下无弱草》、《素对霜天》、《寒冬里的干枝梅》、《老干新枝》、《旱竹》等作品还看到了一种东西方的意象和“表现”相贯通的，与画家自我生命体验紧密相关的鲜活、率意、豪放、辛辣、苦涩的理想化的英雄主义情结。这种“情结”是一种带有鼓舞性的，远远超越了“逸品”意象“自娱”自乐的和表现主义自我宣泄的，画家一直向往的精神主导，这种“精神主导”如《游》奔的鱼群勇往直前，如大汉精神（《大汉风》）的再生，如被冷落的草根（《草民精神》）顽强的生命，……”这段话中，我对“英雄主义”的字眼印象深刻，很少艺术家与“英雄主义”联系在一起，而冯钟云就是这样一位艺术家，或许再多的理论术语也没有这样一个词来的生动、贴切。记得那次拜访，笔者微醺而归，在京郊归来的途中，先生满院子里的细枝繁节让我想到并非仅仅是归隐桃园的浪漫，更像是桃花孤岛的世外玄机，或者如此说来显得滥觞，实因情境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