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皇帝大都对书画有相当的兴趣，因而宫廷美术创作十分活跃。但宋徽宗堪称是一个爱好书画的极端的例子，他对艺术的兴趣要远大于料理国事。作为皇帝，他政治腐败，生活奢靡，终招来靖康之祸，成为亡国之君。但就艺术而言，徽宗的确是位天赋极高的书画家，也为艺术史作出了极大贡献。在执政期间，他广泛搜集民间的古玩书画，聚集画家，扩充宫廷画院，主持编撰《宣和画谱》。他甚至还将书画列入科举制度，由他创立考试制度来测试画家。画家进入画院后，要进行系统的绘画训练和对儒家经典的学习，有时徽宗还亲自指导画家们作画。宋徽宗将“格物”精神应用在绘画上，要求画师在皇家园林内潜心观察四时花草的变化规律，探究各类珍禽异兽的活动特性，以绘出严谨的作品。

【《芙蓉锦鸡图》，宋代，宋徽宗赵佶，绢本设色，纵81.5厘米，横53.6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目前流传下来的徽宗画作有二十余件，包括各种题材样式，其中以花鸟画最多成就也最为突出。徽宗的花鸟画可分为精工和朴拙两种不同风格。花鸟画“工笔”与“墨笔”之分始于五代，即“黄家富贵、徐熙野逸”。前者为五代宋初的黄筌、黄居则父子，他们的作品“多写珍禽异鸟、奇花怪石”，“骨气尚丰满”，表现出宫廷贵族式的富贵气象。后者是在野处士徐熙，其画“多状江湖所有，汀花野竹、水鸟渊鱼”，绘画表现不拘泥于精勾细描，而是信笔抒写，略加色彩，开水墨野逸花鸟画之先河。北宋初期黄筌一体的花鸟画在宫廷中独领风骚，画院以“黄家”画法为标准，这与统治者的欣赏趣味以及宫廷装堂饰壁务求华美的需求有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写生珍禽图》是今天可以见到的唯一的黄筌真迹，图中画了不同形象的龟、鸟、草虫，描写细致，形象栩栩如生。从这幅珍禽图可知被称为“黄家富贵”的黄筌花鸟的主要技法：先用淡墨勾勒轮廓，然后施以浓艳的色彩。这种精细的勾勒填彩法，被宋代院体花鸟画家继承并发展，影响到其后数百年的画坛。

宋徽宗传世的花鸟作品大多是这类精致富丽的工笔风格。《芙蓉锦鸡图》是宋徽宗此类画风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图中绘锦鸡、芙蓉、菊花。用笔娴熟精练，双钩设色，描绘细致入微，体法严谨而蕴含变化。画上还有宋徽宗“瘦金体”题诗一首:“秋劲拒霜盛，峨冠锦羽鸡。已知全五德，安逸胜凫翳。”诗里既写出花鸟的美丽，还盛赞锦鸡具有儒家五种伦理品德，赋予作品以文化含义。徽宗进一步完善了黄家的“富贵”体貌，表现物态更加生动自然，刻画精工之程度令人叹为观止。同时构思不落陈套，含蓄巧妙，富有诗情画意，能引发观画者的无限遐想。

在徽宗的传世作品当中，墨笔花鸟画往往易被忽视。毕竟粗率意简的墨笔画在中古宫廷绘画中还是不多见的。赵佶传世的水墨花卉作品如《池塘秋晚图》、《柳鸦芦雁图》等，风格朴拙粗简，多表现林泉小景，芦汀苇岸，意境清幽雅逸，更像是文人的清赏之作。两种风格情趣截然不同的绘画出于同一画家之手，显示出艺术上的矛盾性。因此有必要对其墨笔风格形成的源流作一梳理。

宋代画坛另一重要现象是文人士大夫积极参与到绘画创作中来。文人画家与宫廷画师有着迥异的艺术理念和审美情趣，前者绘画更强调表现主观情趣，重水墨技巧和笔墨趣味，追求萧散简远、古雅淡泊的意境。史载，徽宗登基之前与当时著名的文人画家王诜、赵令穰交往密切，艺术不免受其熏陶。而徽宗正是以其特有的文人情怀，一改宫廷绘画历来的富丽倾向，创作出此类简淡的野趣之作。

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柳鸦芦雁图》是此类作品最有代表性的。卷首画古柳一枝，柳枝轻拂。枝头树下栖息着四只白头鸦，或俯首，或鸣叫。画面另一端是三只栖息在池塘边的大雁，或饮水，或衔叶，情态生动。全图以水墨勾染为主，敷以淡彩，用笔拙重沉凝，富于对比。粗壮的柳干，细柔的柳枝，大雁白鸦的黑羽白肚，使整幅作品在疏密穿插、黑白对比方面取得很大成功。不过徽宗特定的皇帝身份，使他的墨花作品虽画江湖野趣，仍带有雍容气质而缺少荒远的意境。画中物象造型的写实严谨也并不与其院画风格脱节。

在徽宗亲笔画和代笔画的问题上，徐邦达先生认为，只有墨笔花鸟为徽宗的亲笔，工细赋彩的作品多是宫廷画师代笔。这种说法尚有争论，不过也可将其理解为对徽宗墨笔花鸟成就的肯定。元人汤蝆在《画鉴》中就评道：“徽宗性嗜画。作花鸟、山石、人物入妙品，作墨花、墨石间有入神品者。”总之，徽宗皇帝把文人情趣引入宫廷画院，改变以往宫廷绘画的单一面貌，开元代水墨写意花鸟画之先河，其墨笔花鸟画的积极意义是值得我们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