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斯·普桑一直都是以历史画、风景画为题材,而曾经非常拒绝画肖像画的画家的作品中,所以这幅《自画像》的意义非比寻常。
画作:《自画像》,画家:尼古拉斯·普桑
尼古拉斯·普桑前两幅的自画像,与1650年完成的最后一幅,有很大的差别。
第一幅自画像是以红石笔作素描,画中的尼古拉斯·普桑重病尚未痊愈,可能是“法国病”(即梅毒)发作一当时他36岁。普桑在画中以病态的手法表现自己,为病痛所苦的脸庞,流露出无限的疲惫与落魄。敞开的衣领露出强健的颈部,头发蓬松卷曲,斜戴着一顶软帽,胡子未刮,眉头紧蹙,双唇扭曲,给人一种强壮却疲惫的模棱两可的怪像。
在这幅素描中,尼古拉斯·普桑毫无自得之意地表现出普通人的形象,一个历经疾病折磨后正在康复中的人的形象。普桑并没有把自己描绘成高尚的画家。
1649年尼古拉斯·普桑的自画像应是受他的资助人兼赞助者,里昂银行家让·布瓦泰尔(Jean Pointel)的委托而作一一正如次年普桑所作的那幅画一样,这幅自画像已没有他素描自画像那么生硬。
画中尼古拉斯·普桑身穿黑色简朴的袍子,留着浓密、梳理整洁的半长发,一撮细密的小胡子勾勒出画家的嘴。普桑左手拿着一枝活动铅笔,右手扶着一本名为《论光线和色彩》的书,头稍向后倾,略带犹豫的微笑使他脸上稍显忧郁,这与素描图中的气恼与疲惫神态大为不同。画的底部呈棕灰色,看似一块墓碑,两名光着身体的孩童托着花环,碑上写着金色的墓志铭,概述画家的一生。这幅《自画像》在此具有受公众纪念的含义。画家普桑相貌高贵,周围还有对自己在艺术各方面(雕刻、素描、光线、色彩)成就的暗示。
尼古拉斯·普桑最后为尚特鲁所作的自画像,在形式上与他为布瓦泰尔所作的自画像相当近似,但在画的寓意方面,这幅画的内涵更为丰富。
与前一幅自画像相比,这幅画中更表现出尼古拉斯·普桑身为画家的职业身份。普桑仍身穿一袭黑衣衫,从板着的脸上丝毫捕捉不到他内心的活动,整个画像在画面上占的面积更小,相对地,空出更多的地方表现背景和其他的陪衬物。在背景的布局上,我们看不到任何画室的用具,如颜料罐、调色板、托腕棒等。
这幅自画像上的尼古拉斯·普桑并不在他的画室里,而是在他存放成品的房间内。另外,画家普桑手上也没拿任何作画工具:活动铅笔不见了,仅露着一只戴着戒指的手,形象更似绅士而不是画家。其身后,完成的作品已配上画框堆放在一起。最外面的一幅画,面朝外,画面呈灰色,上面写着和前一幅《自画像》同样性质的文字。背景左边,为另一幅画露出的一部分,画面巾…位似古代打扮的女子,被另一个几乎看不到的人拥抱着。这个布局为解开《自画像》的寓意提供了线索。
尼古拉斯·普桑传记的第一位作者贝洛里(Bellori),在1672年提出这局部是一种寓意的说法:普桑向他10年来的忠实捍卫者致敬。那位年轻女子便是画家新创造出的缪斯形象,以填补神话的空缺。她头戴圆锥形冠,眼睛使人联想到画家的犀利目光,正注视着观众,眼皮微微发红。这目光中的含义比执画笔的手更为重要。
缪斯位置刚好在普桑这幅自画像上仅有的多种色彩部位。其以蓝色为主,与画中家具上覆盖的红色布料相对照。整幅画上,普桑避免使用鲜艳的颜色。整个画面以单一的棕灰色为主,身后画布框架上的金黄色为画面平添了一丝光亮。
这种单纯的色彩表现,与尼古拉斯·普桑的美学原则正好一致。普桑在给友人的信中曾强调,色彩在他看来虽然是一种极有用的辅助工具,但绘画的根本价值却在于素描本身,尤其是在构图上。
然而,这幅画的构图与色彩一样简洁。空间和深度的感觉,主要是透过画中普桑身体投射在身后灰色画布上的阴影,呈现出来。另外,画框架所体现的纵横线条,在画上亦占重要地位,由它勾勒出整部画作的布局。画家尼古拉斯·普桑简化了意象的表达,不采用色彩和远景的表现手法,以表明绘画是一种观念的产物,而不是手工劳动的产品,而那些被人们称作“美的职业”的东西,说穿了,只是绘画艺术的辅助工具罢了。
六年之后,当西班牙画家委拉斯贵支(diego rodriguez de silva velazquez)创作《侍女》图时,他在一幅以白色和灰色为主要色彩的自画像中,表现出画家手执画笔,正在观察而不是作画。其寓意与普桑的自画像相同:画家的艺术价值并不依赖于他某种高超的技巧,而是在于画作中精神思考层面的展现,作品应源于意识,而非画家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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