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欧洲分别处于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横亘其间的是绵延的沙漠和起伏的崇山峻岭。起初，二者并不知道对方的存在，后来，通过居住在欧亚大陆腹地的游牧民族的口耳相传和间接贸易中的商品交流，欧洲才得以获得关于中国最初的认识，其中掺杂着很多神话与传说。到15、16世纪，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和传教士来华，欧洲对中国的认识逐渐清晰和深入。表现在地图上，就是西方绘制的中国地图越来越准确。

学者们一致认为，近代早期欧洲的中国地图绘制史上有3个里程碑：一为乔治?德?巴尔布达（Luis Jorge de Barbuda）绘制的《中国新图》（Chinea olim Sinarum Regionis,Noua Descriptio）；一为卫匡国（Martino Martini）绘制的《中国新图志》（Novus Atlas Sinensis）；一为唐维尔（Jean-Baptiste Bourguignon D' Anville）根据清代康熙朝测量成果绘制的中国地图。

巴尔布达的《中国新图》

巴尔布达绘制的《中国新图》，是西方历史上绘制的第一幅单幅中国地图。在西方以往绘制的地图上，中国常被画在亚洲或东亚地图上，不被当作一个独立地理单元来绘制。该图于1584年问世，最早收录在奥特柳斯（Abraham Ortelius）的《寰宇大观》地图集中，在西方造成巨大影响，并成为接下来近70多年中西方人绘制中国地图的标杆。巴尔布达地图在西方地图绘制史上无疑是有重大意义的，因而，复旦大学周振鹤教授说，“这是欧洲人绘制中国地图的奠基之作。”

巴尔布达的1584年版《中国新图》及图上信息。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幅横着的中国地图，它的方位呈上西下东和左南右北的态势。中国的北部是绵延的山脉和长城，西部也是山脉横亘，中国就处在这样一个半封闭的环境里。巴尔布达在图上标出了明朝的两京十三省和一些府州县，地名分两级，两京十三省与府县地名分别用大小两种罗马字体表示。图上还画出了复杂的水系与鄱阳湖、洞庭湖及星宿海等湖泊。在这幅图上的中国西部画着一个名为“Lacus”的湖泊，它实际就是明代一些地图上的黄河源——“星宿海”，显然巴尔布达参考了当时明代的资料。不过，巴尔布达的图上还有一些想象的内容，如风力四轮车。

约多库斯?洪迪厄斯（Jodocus Hondius）1606年版《中国地图》，该图只是调整了方 向，但大部分内容承袭了巴尔布达的地图。

巴尔布达没来过中国，但他通过大航海时代以来在中西交流中获取的直接资料绘制了中国地图，向西方人提供了既确切又有想象成分的中国地理知识。这幅新旧知识混杂的地图反映了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从想象到真实的过渡，因而它是西方绘制中国地图历史上的里程碑作品之一，直到70多年后卫匡国的《中国新图志》出版，它在欧洲的影响才趋于式微。

约翰?斯皮德（John Speed）1626年版《中华王国地图》，斯皮德不仅承袭了巴尔布达地图，而且丰富了图上内容，图上有了更多关于中国或东亚地区一些风俗习惯的介绍。

卫匡国的《中国新图志》

卫匡国是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受罗马教廷的派遣来到东亚传教，于1642年抵达澳门。在中国期间，他广泛游历，经历了明清鼎革。后来，他参考罗洪先的《广舆图》等资料，又结合亲身游历，出版了《中国新图志》。1655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首版的《中国新图志》是欧洲第一部中国分省地图集。这部地图集包括15幅中国分省图、1幅中国总图和1幅日本地图，同时提供了关于中国城市、人口、风俗等诸多方面的资料，堪称一部综合性的中国地理著述。在中国总图上，东南沿海的轮廓十分精准，黄河的几字形状已呈现出来，中国西北边界的外部边缘是一片带状的沙漠，长城被看做是北部的边界。虽然明清鼎革，但这幅图反映的却是明朝的疆域轮廓。各幅分省图的轮廓与现在已较为接近，它们标题框的装饰画也都体现了所在省份的特征，如北直隶画的是皇帝、湖广行省画的则是在田间劳作的农夫，且每幅分省地图均附有内容广泛的说明，涉及中国各地的沿革建制、风土人情、气候条件、物产人口等等，向欧洲系统全面地展示了中国。

卫匡国像，他手上是一份中国地图草图。

卫匡国1655年拉丁文版《中国新图志》中《中华帝国新图》。

明代罗洪先的《广舆图?舆地总图》，初刻本。

卫匡国的《中国新图志》中“北直隶”与“湖广”地图标题框处分别绘制着皇帝、皇后与田间劳作的农夫形象，反映了两地的特点，说明了制图者是比较了解大当时中国各省情况的。

至此，中国的神秘面纱终于被揭开，欧洲人这才发现中国并非是马可?波罗描述的遍地黄金的天堂，而是与欧洲迥然相异的另一种文化世界。《中国新图志》反映的是西方深入观察中国的认识，一经发行，便造成极大的反响，被翻译成多个语种的版本，因此卫匡国也被西方誉为西方的“中国地理学之父”。事实上，在法国人唐维尔出版他的中国地图之前，卫匡国的这部图集一直是欧洲地理学界关于中国舆地的权威参考书。

Johannes van Loon的《中华帝国新图》（Imperii Sinarum Nova Descriptio），1660年版。

唐维尔的中国地图

唐维尔是18世纪法国著名的地图学家和地理学家，曾被任命为法国皇家首席地理学家。因为这种较为特殊的身份，唐维尔接触到了法国传教士或商人从世界各地传回法国的各种资料，他便利用这些资料绘制了世界各地的地图。其中，他利用了清朝康熙年间法国耶稣会士在中国的实测资料，绘制出了精确度相当高的中国地图。这些中国地图最先发表在杜赫德于1735年出版的《中华帝国全志》上，作为书中的插图，后来以地图集的形式单独出版，名为《中国新图集》（Nouvel Atlas de la Chine）。

唐维尔1737年版《中国新图集》中的《中国总图》。

相较于此前的中国地图，唐维尔的中国地图对中国内陆的了解要详细得多。自问世以来，一直被西方作为有关中国及其邻近地区地理的标准资料来源，直至19世纪，它才被其他更为精确的地图所取代。因为有实测的资料作为基础，唐维尔中国地图的精确度已非常接近现代地图，它是当时最先进的天文观测和三角测量技术的产物，是西方测绘制图走向近代科学的代表性成果。至此，中国以最精确的形态展示在了欧洲人面前。

16世纪欧洲人观察天象图，通过天文测量，可以测得大地经纬度。

17世纪欧洲的地图作坊。

纵观欧洲近代以来被描绘在西方地图里的中国，我们就会发现中西交流越深入，中国在西方绘制的地图上就越清晰和翔实。西方对中国的认知从想象向科学理性转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巴尔布达、卫匡国和唐维尔的地图便构成了这个过程中的三个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