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先父逝世,当时我年仅11岁。母亲重视我及胞妹再麐的教育。延师在家攻读经、史、文学、哲学，以及欧洲近代史、英国文学等。髫龄时我对中国书法有极大兴趣，勤于练习、临摹颜柳王赵各体。一直要到1933年，才有机会在无锡从钱松喦、陈旧村两位先生学习花鸟及山水画。当时每星期由钱、陈两位老师给我画稿，在家临摹，画好之后，下周将作品交给两位老师批阅。老师当面指出好与不好的地方，同时将新的稿子交我带回临摹，两位老师教画的方法，是我国传统的教导方法。对一般学生都是用此方法传授作画技巧。钱、陈两位老师便是我在绘画方面的启蒙老师。当时我在他们指导之下，虽只学习了一年光景，但对我日后走上一心向艺之心发生了极大的启发作用。他们当面称赞我的用笔敷色，认为是一个可造之才，若能坚持努力，一定可以有巨大的成就。1937年我进入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攻读欧洲近代史。第二次大战开始，我与丈夫方心诰携长子离英经挪威、纽约，返上海到香港，香港被日军占领后，迁居桂林、重庆，颠沛流离之逃难生活，使我不能拾笔作画达十年以上。1950年外子方心诰以壮年有为之时突然在港逝世，遗有幼龄子女八人，其时除继续经营外子留下的出入口公司外，复习画于岭南派大师赵少昂先生。赵先生的教授方法，也是以传统方式指导学生先从临摹老师作品着手。同时也指导学生向大自然学习，观察鸟兽动态。山水形色，花卉色泽姿态。写生临摹，兼而有之，我随从赵师学画足足有三年之久。钱、陈两位老师教我用单宣作画，赵师则指导我用皮纸作画，有时用托过一层底的宣纸画册页。钱、陈两位老师的画风在30年代还是非常传统的，赵老师所画的花卉翎毛走兽虫鱼较诸传统有所不同，色彩较丰富，构图画面有异于传统的中国花鸟走兽，在当时确是非常突出而具有极大影响力的新派画风。随赵师作画时期我因白天工作于出入口公司，往往要利用晚上较静的时间来从事绘画，两三年下来，我已可画三呎四呎较大幅的画了，但究竟还未能完全脱离老师的画稿而独创不同画风的作品：1951年在东京三越本店与赵老师举行一次联合展览会便是上述的一批作品。赵师教导期间。曾给我以极大的鼓励，使我对绘画的兴趣大大提高。1953年我因想多多从事于山水画的习作，经顾青瑶先生的介绍，转入张大千先生的门下。张老师收徒弟甚为隆重，先是要正式投门生帖子，然后向老师师母行三跪九叩首之大礼。请客两桌（菜单子由老师命定），在九龙亚皆老街老师寓所与老师、师母、同门，及老师的好友们见面，为此，我于1953年正式成为大风堂弟子，可以随时去老师附上观看老师作画。有别于上述几位老师的教导方法者是张老师未能将画稿给我临摹，只教我留心研究古人名迹。多些游山玩水，求取画稿。对一个尚未达上山水画正统之路的初学者来说，自己执笔要一下子从花鸟画转向画山水，的确遭遇到极大的困难。而且1953年张老师举家迁南美，连到他家中去看老师执笔作画的机会也渺茫了。我只能一方面继续画花鸟画，另外大量购买画册、字帖，研究古今大师之作品而逐渐悟出除老师们所教所授之外，再向不同画风的大师们学习，也是一条走得通的门径。1952年、1953年、1954年我的尝试作品曾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伦敦、巴黎、洛桑（瑞士）等地展出。1954年我进入港大随饶宗颐、刘百闵、唐君毅诸先生研读中国文史哲学。1955年在林仰山教授领导，以及同学刘唯迈的努力安排协助之下，在香港促成了一次较具规模的个人作品展览会。这一次的作品中有一部分是我想凭自己的想象力去完成的作品。展览后刘百闵、陈士文先生找我谈话，认为我在绘画方面有远大光明的前景。他们一致认为我具有书法根底，又有文学修养，当可自力更生，脱离一切别人的影响而走上独创的道路。为达到这一步，要恃个人的决心与毅力去努力尝试，开创新道路，转到新方向去十分重要。这两位先生极力鼓励我，他们竭力劝我逐渐脱离一切影响而踏上自己创作的道路。话虽如此，一下子要走向独创的道路，究竟并非如此简单容易，何况我又有家庭经济负担，子女众多的牵制，精神上做不到脱然无累，一心向艺的决心，去负起艺术赋予我的使命。虽然这时期我开始觉得中国画坛的沉闷局面应该有人出来用不同的语言打破牢不可破的层层束缚，使中国画有点新气象。但在当时的情形之下，这些都不过是我心中的愿望而已。港大毕业后，我赴牛津大学在中国文学方面进修两年。先是我在港大的一年学习期间，林仰山、刘百闵先生等有意留我在港大教书，但我当时尚觉有进一步到国外去探索研究的必要。在牛津期间曾在剑桥、牛津，及德国举办个人作品展览会，并参加学术会议，认识了许多学术界著名人士，并到欧洲名山大川观光游览，有机会见到欧西各国的艺术宝藏，使自己的胸襟较为畅朗开宽，对艺术的价值观念有进一步的了解认识。 1958年底我离开牛津到纽约、波士顿及加拿大的蒙特利尔（Montreal）举行作品展览。又以较大胆的尝试作品在三藩市杨氏博物馆及奥利近大学博物馆举行展览。作品的题材有山水、静物及泼墨荷花。作风较为简单洒脱，美国东西岸中外人士给以嘉许。在美国东西岸居留期间，我常常独自一人参观美术馆的藏品，也留意波士顿、华盛顿、纽约许多博物馆的古今中外大师们的作品。我于1959年及1961年两次拜见张老师于纽约及巴西圣保罗摩诘园请益，并得观老师收藏之古今名画真迹，以增见识。这些年我看多了欧美各国各种类形的艺术作品，很自然地注意到他们由古典派、前期印象派、后期印象派，经由马蒂斯、毕加素以及其他大师们的多彩多姿作品的产生而使近百年来欧美的艺术到达辉煌的现代主义，超越了东方艺术的成就而使到近代的中国画坛黯然淡然，不能与西方艺术比美于世，原因是中国画家们不能像西方画家那样以创新为己任，画出许多面目众多的画幅来。但看了世界各国的中国艺术藏品，又确知我国过去有过世界各国无法达到的艺术高峰。为什么近百年来中国较少有大画家出现；为什么我们的近代作品不能引起世界人士的注意？这些问题常常萦绕在我的脑海中。为了研究中国过去伟大的艺术创造，我从1961年开始到1985年止，要求自己到中国各地去观光游览，与各地艺术界人士交往。除游山玩水，接触多方面的朋友共同研究交谈外，更见到了历代名不虚传的艺术瑰宝，包括雕塑、绘画，壮丽的山川、胡泊、乡土文物、历史古迹等。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有伟大的艺术传统，作为一个中国画家，要不断提醒自己，应该沿着自己根深蒂固的中国优良传统寻求突破旧框框，创出新局面。近世中国艺术成就敌不过欧美艺术的成就，更无法和自己国家过去的辉煌业绩相媲美。看到古代中国的质朴作风，从而了解到现令我们学习绘画，专求技巧的妍妙乃是舍本逐末的做法。若能利用自己的想象力、智慧，加上不断努力去创造自己的作品，用几十年的精力去追求确立自己的精神面貌，总有一天能达致艺术的高峰。中国画家无论在大陆、港、澳、台湾以及海外，努力的方向应以确立中国伟大艺犬为目标，踏实地去努力，去做到尽善尽美，直到生命的尽头为止。伟大的艺术不必断于技巧的纯熟与妍妙。题材到手，用自己的心智、想象力，加上不断地努力去完成一件作品，久而久之，创造出来的作品，非但能引起别人的注意，也令自己因造出一件与众不同的作品而得到无穷的乐趣。至于这些作品，是否可以换得物质上的酬报，那又是另一回事了。由1961年卜居伦敦以后，我闭门从事于各种绘画，其中包括抽象的尝试、泼墨写意等的实验，目的是想藉此走出一条自己创作的道路来。在此期间，我也尝试用油彩及西方工具的帆布上试画油画。毕加索在巴黎、纽约的两次巨型展览会，使我接触到他不同时期的不同创制。由于这些作品，使我理解到一个画家随着时代的前进，思想感情的变化，作品可以变化多端，不必拘束于自己过往的作风。既然时代在前进，思想感情也随时代而变更，画出来的画幅很自然地会与过去有所不同，有所变化。有时是巨变，有时为小变，若不自甘被困于自己的过去，绝不会十年后依然产生与十年前相同的画风，更遑论几十年以同样题材去创作？技巧虽越画越纯熟老练，可是艺术的水准反而因技巧的熟练而丧失了质朴之趣了。再回到中国去研究我们古代的雕塑绘画，越是古代的作品，越加使人感动于那种古朴淳厚的天趣。此种天趣，才是极天然不加雕琢的伟大艺术。因此而悟到现今画家大多太过侧重于技巧的修炼而不用自己的脑子去构思创造。逐渐觉得这条道路有修改的必要。要求自己今年画这样，明年画那样，随感情思想去创造.求“生”求“质朴”，求“敦厚”，才能达致年年有新作品出来。若今年画这种题材，明年依旧用这老套题材，画出一模一样的画幅来，犹诸于今年用这个题目写文章，明年仍沿用同一个题目写同一类型的文章而已，怎能不令自己生厌？更难怪世界各国的爱好中国艺术者要发问：“为什么现代的中国画家还在继续画出与几百年前同样的画呢？”一样的皴法，一样的敷色，甚或大同小异的构图，难怪引不起看者的兴趣了。 但是，看了西方画家的作品与许多大师们的成就与演变，绝不是说我们要随他们之后，随着人家的什么派别去作为自己创作的模范或依附。别人画某一派的画，我们跟着随画同一派的画，我认为这又是错误的道路。如此做法，新是新了，却走上了别人的门径，受着别人的影响与束缚，步别人的后尘，缺少了自己的民族特性，充其量是某派的继承者而已。我认为在学习尝试创作的过程中，中外流派皆当深入研究探讨，更重要的是要侧重于从中国古代的艺术中去生根培养自己的艺术之苗，沿着中国艺术的道路去发展培植自己，从而画出有中国味道的画来。从外国艺术的发展方向和近百年来各位大师的演变与成就去学习，我们可以学习到如何脱离“墨守成规”，“照搬古人画法框框”而勇敢地走向由自己摸索的黑暗崎岖，甚至荆棘刺足的羊肠小径，一旦豁然开朗，自会找到开阔而平坦的道路，因为每位大师达到巨大的成就，都必须经过艰苦奋斗，以数十年的时间，全副精神都贯注在自己各阶段的创作里面，才能希望有开花结果的一天。开出灿烂的花朵，结出硕大的果实，没有任何伟大的艺术家可以“侥幸”踏到顶峰。辛勤劳苦，不断地付上代价，是每一位希望有成就的画家应该牢记的。以我自己的尝试创新的道路过程来说，并不是容易走的，而是经过一段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如上所及，1950年至1953年间，我在赵少昂老师指导之下作画，许多时候是临摹老师的稿子，间或自己写生创稿，同时也练习书法。从幼年开始，我练习书法一直是依照自己的爱好去临帖，有柳公权、颜真卿、王羲之的楷书、小真书，其后又临摹《孙过庭书谱》、《怀素自叙帖》等。如是时学时辍，没有正式的系统。在我进港大到牛津时期为止，由于接触到吴昌硕、齐白石和傅抱石几位大师的作品，无形中对绘画和书法的爱好也转而受到几位大师的影响。到1959年、1960年时，我画泼墨荷花和山水画，显然有较大胆，富有尝试性的表现了。这可以从1960年在三藩市杨氏博物馆展出的一批作品为代表。1961年开始卜居伦敦，尝试各种较新的画法之后，着实经历过一段极其苦闷的时期。先是子女的教育及经济等问题之坤找亟待解决，而精神上的忧愁烦恼引起身体上的病痛。虽然如此，我一心向艺之心在重重阻力之下，仍旧能鼓起勇气坚持奋斗下去。环境愈是困难，愈令我坚强地不顾一切，有时间便执笔作画。在竭力摆脱一切影响之下，试写山水。初时完全不像像样子，逐渐完成了两三幅与从前所写不同面目的山水画。画成之件，当然仍不免幼稚，但因为是由自己尝试画成的作品.也获得一点前所未有的喜悦与安慰。但是大部分的画，自己觉得不甚满意，便将之毁弃。一方面尝试创新，另外画花鸟画给画商去印贺年片或装饰性的复制品，以解决居住于伦敦的最低生活费用。在这样的环境下，必须过着与香港时期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由于我带儿子侄儿到英国去求学，还有家务的重压，要靠自己全力解决，实在很少时间可以专心从事写画，越是时间紧迫，越想推开一切俗务杂事去执笔作画，确是非常不容易。从1961年至1970年间，我过着的便是这样不平凡的艰苦奋斗的日子。1970年张老师由南美迁居美国西岸卡梅尔居住。我应召唤由伦敦赴太平洋海岸随侍张老师整整一年。居住“可以居”的时候，每天侍奉老师，谈画、看画，接待来拜访老师的朋友，协助师母烹饪，有时也看老师提笔作画写字。但老师在这段时间里也有他自己的心事，并不是每天都在画画。老师作画向不起稿，无论山水、花鸟、人物都是如此。住在卡梅尔海边风景区，来拜访者往往是自远道而来，老师便会招待中饭晚饭。师母当然辛苦，然老师喜欢有朋友来看他，可以谈天说地，上下古今无所不谈，若没有人跟他讲话，老师便会觉得无聊寂寞，但我私下觉得招待朋友而把可以利用来作画的时间都糟蹋掉了，十分可惜！1970年底，某日清晨老师与我在园中散步，他突然提及毕加索、石涛、金冬心，齐白石等几位画家以及当代其他几位画家作品的“巧与拙”“生与熟”的问题。他说：“前些年我看不懂毕加素的画好在何处，认为他的画玩世不恭，但近来逐渐了解此老的作品，每过几年就变一次，画出来的东西，由于题材作风都有异于往昔，所以俱有‘生’的性质，叫人看了不得不佩服他思想的前进，感情的丰富与想象力高人一等，此老的确不同凡响！石涛的画也有‘拙’的味道。这是非常不容易达到的的艺术境界。一幅画能有‘生’与‘拙’的境界，就比别人高超，而可以百百看不厌。”他叫我切记这一点。老师又说人的性格与画有莫大的关系。此话只能意会，不可言传。我随侍老师一年，这一次的谈话对我来说，比看老师画百幅画还重要得多。 1972年开始，我常常回中国去看山看水，与中国画相往还，在中国四大城市举行个展，与城乡人民接触，我画的山水人物很自然地与我旅游所见有密切的关系。例如我游黄山、太湖、长江、黄河，所作之山水画便反映我当时游览这些地方的印象。除看中国的山水外，也徜徉于欧美的海岸湖滨和山区，题材也就较没有亲临这些地方为广泛了。既然自己对旅游过的地方有印象有感情，反映在画面的形象就与古人所写的有绝不雷同的表现。至于这种表现方法是好是坏，能不能为当世所接受，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反正我随自己的意思，用自己的方法，15年来写出大小画幅数百幅，这些画与50年代、60年代的画相比，当然有了很大的变化。自从1970年到现在，我以所闻所见为题材写成画幅，包括越南船民的流亡苦况，长江大水，幼年记忆，心中所感，陆续画成许多画，在世界各国，香港及中国其他地区举办个展，许多参观者认为我确能打破旧框框，在题材、构图、画风、敷色等方面曾经作过一番努力，建立个人作风，竭力想为中国画创立一个新局面，指出新方向，因此而逐渐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到达70高龄时，自己勉励自己不可以停在那里不移动，要不断地朝前走。今天的画是今天的尝试，明天的画应该又是一种新的尝试。今年应不同于去年，明年又将有异于今年，思想感情在变，画风绝不可能完全一成不变。只要自己不甘心于被困于过往的作风，应该可以每年都有簇新的作品创制出来。还有值得一提的是我作画所用的材料问题，我用的是单宣、羊毫、狼毫、山马笔、花青、石黄、赭石、石青、石绿、墨、朱砂、洋红等几种中国颜料。以上是就个人历年学画过程的甘苦与经验拉杂写出，以供各位研讨批评，个人的经历与学画过程并不可以供别人借鉴，因为各人所走的道路绝不相同。就以我学习中国书法来说吧，到69岁的时候，才悟到我应向“碑”去学习，应求改良字体，以朴质浑厚为本，我又开始写篆书，多看碑帖，但是生也有涯，无涯惟知。中国艺术真可以说学诸不尽，又怎能不使人心向往之，常常希望更进一步去求了解中国的艺术？用一生的时间精力，为中国艺术的将来竭尽绵薄，以冀有朝一日能有所建树，可为开阔新道路尽点力，想来并不是没有意义的事情吧！中国经过了大革命，又继之以十年动乱，艺术的创作在洪流与逆流中受到莫大的冲激。现在已到一个较稳定的时期，痛定思痛，无论中国和海外的艺术家都在努力创作，为中国的艺术做出一份贡献。我在北京、南京、上海、无锡、重庆与许多老中青画家晤谈，他们对中国画的看法，大致都与海外中国画家一样，想走比较新的道路。中国有众多的画家将毕生的精力时间贡献给艺术，对于海外的艺术活动演变也非常留心关怀。今年中国画首次参加法国沙龙展出，有百多位画家的新作参加展出，得到国际艺坛的重视。中国各省各县的创作画幅又在美国各地公开展览，得到各方面赞赏。又前年五位中国大师：傅抱石、潘天寿、陈之佛、吴昌硕、黄宾虹等的作品首在伦敦英国皇家美美术馆隆重展览。这些都标志着中国艺术活动，除了在国内大力推动外，也向海外竭力宣扬。我在北京、南京、上海、无锡见到各式各样中外的艺术展览，频繁众多到令人惊叹的情况。而且许多城市都设有中国画院、美术师范学院、工艺美术学院、大小展览馆、展览厅、画廊。我们在香港近十年来的艺术活动，也比过去加快了步伐，受到各方面的重视，这无疑是一个好现象。多些人从事于艺术活动，重视艺术教育，创作和有关的进展，才能达到蓬勃发达的局面。

台湾方面对文学艺术在过去20年有着令人鼓舞的发展和贡献。香港中文大学在明报社赞助之下，为倡导发扬中国画艺术之创造精神和研究风气，以及促进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在1986年5月举办一个划时代的“当代中国绘画研讨会”。同时邀请海内外四十多位中国著名画家参加一次中国水墨画展览会，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地区，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意大利、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方从事于中国水墨画画家的作品来参加这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展览和研讨会。本人觉得这次创举对于世界各地对当代中国画的重视及兴趣，起到推动和发扬的作用。中国艺术有辉煌灿烂的过去，在众多老年、中年、青年中国画家努力之下，继往开来，一定可以开创一个新的局面，引起国际人士对当代中国画的重视与注意，实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集会。此文，希望与海内外中国画家诚恳交换意见。过去中国在海外的画家都各自做自己的工作，很少交流意见。近年这种情况有所改善，许多画家还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举行画展，这是好现象。本人认为推动中国艺术需要更多的艺术家共同努力，方能造成一个局面，单单少数几位画家有所成就还是不够的。所以互相讨论研究，常常集会是非常重要的。画家应该目光远大，不争一时的得失来从事艺术的创作。通过公开展览，互相交换意见，虚心求取进步，才能使目光清澈远大。本人对中国画的发展前途充满信心，将以非常愉快的心情来参加这次在合肥举行的座谈会，请各位赐教。文章来源：雅昌艺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