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以后，由魏晋至隋唐，楷书逐渐走向成熟达到鼎盛，与之相比，曾经大放异彩的隶书书法则日趋衰落，又历经宋、元、明数朝后，几成绝响，以隶书名世的书家少之又少，这一现象直到清初才出现转机。
清初书坛出现了一批书写隶书的书家，在这批书家中，王时敏因其显赫的地位和独特的书法风格受到时人的推崇并对后世产生重大的影响。
王时敏(1592～1680)，字逊之，号烟客、西庐老人等，江苏太仓人。由于祖先功劳显赫，他未经科考就做了官，24岁时就做上了尚宝丞，负责管理皇帝玺印，后又升太常寺少卿（掌宗庙祭祀礼乐），仍兼管尚宝司事。
只是他淡于仕途，更喜笔墨，于崇祯五年（1632年）便称病辞官，隐居西田别墅，潜心绘画研究与创作。后清军入关，王时敏归顺，保住性命，继续归隐山林，潜心书画，终成大家。
当时王时敏的绘画成就实在太高，其书法为画名所掩。其实他诸体皆善，其中隶书成就颇大，与朱彝尊、郑簠被称作“清初三隶”。
王时敏出身显赫，家中古书、名画收藏丰富，且大都是名迹，像当时很少传世的李成的画他都能够见到，这对他研习书画助益良多。他隶书早期受到唐隶的影响，布局均匀、点画沉厚字形方整，用笔间常夹杂楷法，八十岁以后达到“人书俱老”的境界，风格直追秦汉。
观王氏书法，以《受禅碑》和《夏承碑》为主要的取法对象。一方面吸收借鉴了《受禅碑》和格特征，笔法上多存篆籀笔意，骨气洞达，神采飞扬，端庄稳重有庙堂之气。同时，又能够别出心裁，自出新意。
王氏隶书在章法上一改汉隶中字距舒朗，行距紧密的特点，王时敏反其道而为之，在书写中刻意使字与字排列紧密，行距加大，这一特点给人以“密不透风，疏可走马”的形式美感，这种章法安排在前代的隶书中是非常少见的，是王时敏书法的一大特色。
用笔上，起笔多用方笔，斩截爽利；行笔逆人平出提按自然；收笔或露或藏，不刻意为之；用墨多用浓墨干笔，线条多有飞白，笔画苍劲，笔力雄强，有锥画沙，屋漏痕之意。王僧虔《笔意赞》中云：“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
在“形质”上，王时敏推陈出新，其隶书浑厚朴茂，凝重道劲，率直自然，豪迈纵逸的“神采”得汉隶神似，有秦汉风范。但是在今天看来王时敏的隶书还是有很多的不足之处的。
由于年代久远，汉代碑刻到清初能够见到的极少，王时敏的隶书一定程度上没有摆脱唐代隶书的影响，比如，隶书中夹杂楷法，结字喜欢使用别字等都是唐代隶书的典型特征。唐隶别体杂出，有意圭角，这些特点与汉人迥异。
书法大家包世臣在《艺舟双楫·国朝书品》中对王时敏书法有如下的记载：“平和简静，道丽天成，曰神品。酝酿无迹，横直相安，曰妙品。逐迹穷源，思力交至，日能品。楚调自歌，不谬风雅，曰逸品。逸取天趣，味八从卷轴，若能以古为师，便不外于妙道……逸品下十六人王时敏行及分书。”
包世臣纵观整个清朝书法史，将王时敏隶书放在逸品下的第一位是十分客观的，由此可知王氏书法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存在着“楚调自歌”的问题，但是却能够“不谬风雅”在当时确属难能可贵。
包氏的评价仅仅是站在艺术的角度来讲的，如果将王时敏的书法放在整个清代书法史中综合来评价的话，其对以后清代书法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并且这种意义远远大于王氏隶书艺术成就本身。
清初，董其昌书法大行其道，一时间风靡海内。董书的缺陷，学董的弊病，加上董氏书风的极度流行，引起书坛有识之士的极度不满。在这种背景下，曾经得到董氏亲授的王时敏在书法上却没有完全以董为师，而把目光投向汉代隶书碑版，并用毕生的精力去研习，这必然引起时人的关注。
此外，再加上王时敏在画坛上的盟主地位，引来一大批王氏书法的追随者，像戴易、郑簋等这样的隶书名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王时敏的影响。这一时期一改宋元以后隶书衰落的局面，出现了“隶书中兴”的景象。在以后的扬“州八怪”中金农、郑燮等人书法风格的形成都受到了王时敏书法的影响。
事实上，仅从艺术角度来讲，王时敏的很多追随者后来居上，书法艺术反而超越了王时敏，但是这种超越在很大程度是以王时敏的书法思想和实践为指导的。随着“隶书中兴”的进一步发展，加上考据学，金石学的兴盛，清代书法以一种完全不同于前朝的姿态登上书法史的舞台，“碑学书法”开始逐渐替代帖学书法，并成为清朝书法风格的主流。这和王时敏的先导作用是分不开的。
因此，王时敏书法的价值和影响不只是停留在笔墨上，王时敏在书法上直追秦汉的主张和亲身实践，开清代“碑学运动”之先河，起到了导火线的作用。
引领一个时代书学新风气功不可没，千古留名当之无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