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央美术学院学习和工作的时间比较长，因此对于中国的美术教育，包括素描教学的发展比较了解。

1949年我入学时，中央美术学院由徐悲鸿先生任院长。当时的素描就是徐悲鸿从西方引进的，并经过其加入中国文化的理解，经过转化后，再来教学生。徐先生提出了很多非常好的对素描的见解，比如“宁方勿圆”“宁脏勿洁”等等。这涉及艺术的格调问题，即在造型上，若为方形，格调就高，品位也高；若为圆形，则品位就低，就俗气了。这是非常有意思的。

在本科阶段的素描学习中，我的老师也是这样教我的。当时素描创作的方法是“分面法”，即无论对于人还是各种形状的物体，都要用一个一个的面塑造出来，这样层次分明，形就具体、生动了。这是徐悲鸿时期造型艺术的重要方法，也是我第一阶段的素描教育。

后来我上了苏联画家马克西莫夫的油画训练班，接触到一个新的概念--解构。这是我以前从未听说过的。马克西莫夫解释说，“解构”就像盖房子，需要打地基、置梁柱，然后再添砖加瓦，它是一个物体的基本构造。但我对“解构”这种语言具体到画面上何为好、何为不好，还是不清楚。后来他给我改画，我记得是改一张男人体，他这里改改、那里画画，把原先我用分面法画出来的东西都连起来了，包括骨骼、肌肉等都连起来、具体化了，这样画面一下子出现了很大变化。

我本科时期学了很长时间素描，自觉画得还不错，也挺生动，但有两个问题：一是画面比较散。虽然有时候也结实，但那种结实像石头，而不像人体骨骼、肌肉的结实。当马克西莫夫将这些面连起来的时侯，我惊讶地发现“散”的问题解决了。另一个问题是，我以前画素描，常常拿一根棍来测量对象的水平线、垂直线，看这条线是如何倾斜的，进而确定构图。所以我的画有时候看起来挺准，有时候就不行。比如画一幅人的头像，眼睛、鼻子时高时低，无法准确。但用“解构”的方法就可以非常准确地确定人体器官的各个位置，因为它是从解剖的角度去研究人和中线，根据人体的中线、对称性，以及可动和不可动关节等，准确地画出器官的不同位置。通过“解构”来研究对象，我的素描画就准了。

其实，这两种做法都来自西方，都是经老师转手过来的。油画进入中国不过100年，有真正的美术教育也不到100年，而即使到今天我们也没有特别弄清楚素描是怎么回事，所以不要以为素描就这么简单。我从1949年入学到1957年毕业的时候，才基本上懂了素描的要求是什么。但“解构”所体现出来的东西，我在油画班并没有领悟透彻，毕业后我的画还是老样子，看上去似乎也很好，但每张都有或大或小的问题。我毕业后在版画系教了5年素描，一边教学一边继续画，这才慢慢地把“解构”问题解决了。这是我素描的第二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后，我出国看到了很多经典的油画原作。第一次到德国，第二次到美国，看到他们博物馆内从古典到现代的各种油画作品后，我深感自己的油画水平不行。为什么呢？因为无论从画面的丰厚性、层次感上，还是造型、色彩上，我的画都远远不及。什么原因呢？我研究了很久，就是体积感不够强。

“体积感”这个词，说起来大家都懂，但自己做得好不好、到位不到位，却不甚清楚，因为没有看过更好的画。所以我在国外转了一圈后，才发现我的体积感不够。比如人头，我只能做到一半，边线转不过去，都切掉了，这样它的美感就出不来。当时我在美国做了一个实验，一个画廊老板给了我一张很大的照片，要我画一张头像，我将“古典法”和“分面法”都融合在这张画中，将体积做得更彻底一点，效果便一下子发生了重大改变。回国后我将这种方法运用在日常创作中，周围的老师、同学都觉得我的画变了，但具体怎么变的都琢磨不清，其实就是这个原因。后来我画了《塔吉克新娘》等一系列作品。这是我素描创作的第三个阶段。

我由不太全面的理解到比较全面的理解素描，经过了几十年的时间；由理解了、基本做出来了，再到在油画里实现，又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到上世纪80年代，我已年过半百，才勉强解决了这些基础问题。我的素描三个阶段，实际上也是整个中国美术教育的发展过程。